自1985年国内图书行业“发明”图书订货会以来，各类名目繁杂的图书订货会应运而生，有按大区划分的“六片订货会”，有每年年初于北京召开的“党校订货会”，有各类专题订货会，还有二渠道订货会……
原全国书市为每两年举办一届，但因它的举行会给承办城市带来文化建设上意想不到的收获，鉴于申办者纷争，有关部门便决定将全国书市由原先两年一届变为每年一次。1995年，全国性有影响的订货会为16个，而近来，这一数字有增无减。
为应付“订货会”，全国各省级新华书店订货小分队须分成至少三个组，背着样书，坐在拥挤的车船中南征北战。书市在岭南开，苦了三北地区的订货人员；书市在东北开，苦了南方人士。图书业人士在匆匆忙忙“赶场”时，不由得感到了疲倦和困惑。对于出版社来说，你若不参加会议，批发零售商就会把你忘掉；若参会，由于竞相降扣，可能又没有什么利润，苦不堪言。
对频频召开的订货会，销售店可根据自身实情择优之，但发货店不得不去，出版社不得不去。为争夺不多的客源，于是发货方自然想到了放折扣、赠回扣、送礼品等种种招数。全国年出书品种已连续几年超过10万种，巨大的数字背后却不乏平庸本、雷同本、滞销本的泡沫出版。推销这类低质过剩的品种，不靠回扣礼品又靠什么。折扣大战、回扣大战、礼品大战由此滥觞！
将回扣、礼品如何体面地发送出手，颇有番说法。在订货摊位上，门前冷落的团队未必生意冷淡，因为添单人是冲着其适销品种而去的，往往是放下单子便走人，好品种是不放折扣的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摊位上总是熙攘若市者，其生意往往做得勉强。工作人员忙着打算盘摁计算器放折扣分发礼品，交单人延颈凝神，生怕漏汇一笔。工作人员待计算清楚，便是一手递单，一手纳礼。场外的活动也异常频繁，一二结伴，趁夜星之际，走宾馆，串房间，进行着私下交易。无疑，面对面的贸易行为还带来了“感情投资”一说。礼品的花色尽显地方特色，有人参，有枸杞，有酒有醋，有皮夹，有望远镜，有维吾尔族小帽。
订货会上的促销手段可谓多多，而最为常见的还是名人们的签名售书。首届全国书市时，著名作家叶圣陶、丁玲、姚雪垠、严文井，著名画家李可染、李苦禅，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、许涤新等到会签名售书。第二届书市时演艺界名人田华、于蓝、董文华等到场与读者见面。自第三届全国书市起，台湾漫画家蔡志忠连续三届到场签名售书。张海迪在第四届书市，作家叶永烈在第五届书市，著名作家王蒙、张贤亮、梁晓声、铁凝在第六届书市，相声名家姜昆及主持人赵忠祥、作家张抗抗、画家丁绍光及方成在第七届书市分别签名售书。第八届全国书市上，牛群、倪萍、孙道临、敬一丹、崔永元等影视圈中人可谓领尽了风骚，而周国平、余光中、席慕蓉、李燕杰等文人圈中人也毫不逊色。湖北团为其新书《哲夫文集》、《焦点外的时空》，专程请来了哲夫，著名作家莫言、周梅森、周大新等也前来助兴。另外，还有请本地政府官员到会助威者，请戏班子、模特队群芳捧场者，还有名目繁多的新书发布会、首发式、出版座谈会、评选畅销书等活动，不一而终。
至1997年，几乎每个省份都出有至少一个版本的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，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不下五个版本，泱泱大观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已有三、四种版本，有关曾国藩的作品更有二、三十种名堂。同一套《新日本语》，山西人民版的定价为90元，山西教育版则为55．9元。如此对热门话题的“借鉴”引来的是混乱，而不是繁荣；是雷同、剽窃，而不是立新、创意。这种“借鉴”背后显然隐藏着追求商业利润之目的。
如今，订货会上的半壁江山已为“套书”、“丛书”所据。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推出的《传世藏书》达123册、3万卷，线装书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为80函、850册，大象版《中国科学典籍通汇》50卷，岳麓书社版《曾国藩全集》30卷，河北人民版《中国图书大辞典》有15卷19册。其中的好大喜功、求大求全心理，认为“不出大部头不足以成气候、不足以出成绩”的想法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山西人民版《大说唐丛书》由《隋唐演义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罗通扫北》、《薛刚反唐》、《残唐五代演义》等六书组装而就，其《大说宋丛书》则由《杨家将传》、《说呼全传》等八书拼合。函装袋套，搭配出售，想订其中几个品种却不行，叫进货人员好不为难。
第九届全国书市将于1998年10月在西安举行，其会址是在投资逾6亿元的图书城中。正在申办1999年全国书市的湖南省，一座被列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十大工程的图书城也将届时竣工。预计申办2000年全国书市的江苏省，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同样有大举措。规模气势一届高于一届的全国书市，其组织上的难度已使有意申办的非中心城市望而却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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